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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接近透明的灰
2016-05-03 14:53:39  作者:  来源:网络  浏览次数:78  文字大小:【】【】【

| 杨时旸

 

 

 

可能,当贾樟柯远离了《小武》《站台》那几部早期的、灰蒙蒙的粗砺作品之后,影迷们对于他的评判就注定分裂了。这与人们的见识和成长速度有关,也与贾樟柯自己的奔跑节奏有关。总体上而言,很多观众停在了原地,而贾科长自己提拔了自己。

大多数人最初爱上贾樟柯,是因为他身上与生俱来的、呛人的尘土气息。很多人觉得,贾樟柯必须一直这样灰头土脸下去,像一颗绝望的钉子,有必要终生扮演那种边缘而决绝者的代言人,哪怕付出锈蚀自己的代价。但是,贾樟柯怎么可能困住自己呢?如果他的野心真的如此狭窄,那么他最初的作品中也不会渗透出那样击中人心的力量。所以,贾樟柯的变化是注定的。他从叙述自身经验转变成一个可以对更庞大的世界进行虚构写作的作者,这种转身是成为真正导演的必要一步。很多被寄予厚望的艺术片导演都困在了那道门槛之前。而贾樟柯顺畅地越过了那个微妙的鸿沟,而且并不是以损伤自己的特性作为代价。

和《天注定》相比,《山河故人》口碑的共识度可能会高一点,但也不太可能完全被调和。喜欢它的人会认为贾樟柯已经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国际化地位,而不喜欢它的人,这部空间线横跨大洋,时间线又直指未来的电影,简直就是装逼过度的一桩铁证。

其实,即便贾樟柯在《山河故人》中拍摄了海边别墅和私人飞机以及具有科幻色彩的平板电脑,但这部戏仍然特别“贾樟柯”,因为你顺着那根线索找到的那只锚,仍然深深地扎在山西的县城里。

一度,贾樟柯想远离县城,他曾经反问,“难道我就只会拍县城吗?”其实,他并不太在乎拍摄的是县城还是都市。因为从整体意义上讲,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县城——肆无忌惮,野蛮生长,不伦不类,活力非凡。

而贾樟柯对于这一切的呈现,不喜不悲,灵活而具有调试性。这个矮小的男人有一种独特的能力,可以放松地行走在欧洲的红地毯上,也可以瞬间回到县城的小面馆里,在他身上,你几乎看不到文化时差。有太多的导演只能顾及一种文化语境,而贾樟柯可以用标准的中国视角拍摄中国,但与此同时却具备奇妙的世界味道。这来源于贾樟柯对于中国的态度,混杂着旁观和亲昵。他高度理解这个国家,却又天然与其保持着警觉与疏离。

这种呈现中国的方式在《山河故人》中异常明显。有时,甚至同时具备高度陌生化和高度的亲近感。比如,那段有关未来的设定。其实,甩向未来的那段故事,一点也不装逼,那是自然而然生长出的时间线。与其说其中的细节有科幻元素,不如说更像是现实缝隙中挤压出的魔幻,像是幽灵般的一笔,如同《三峡好人》中那个突然窜上天的火箭。

《山河故人》与上一部《天注定》完全不同。《天注定》更像是贾樟柯的一口恶气,一声牢骚,一次摔摔打打。他几乎没有运用最擅长的耐心与缓释技术把抱怨与发泄进行进一步的深化,也没有对注定的暴力和突如其来的死亡进行精神性的探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天注定》是贾樟柯最易读懂的作品之一,表浅,像个插曲,犹如一个有性格但一直好脾气的男人发泄了一通,发泄完了,重新收拾起来过日子。而《山河故人》从那种短促的、爆发的气息和节奏中彻底还魂,又一次有了绵长的喘息。它是一幕舒缓、隐忍却到处密布着残忍的故事。而这一次的残忍,不是来源于社会冲突和身体层面的暴力,而是来自于更无法言说的命运和时间的碾钵。

电影中三个人的命运呈现了这个时代最典型的三种分裂。最初,是时代的变革分裂了他们,他们自己选择命运,有意识间杂着无意识。有人觉得自己可以骑在时代身上,志在必得;有人觉得自己可以更加高渺地看待命运,好像处乱不惊但最终一败涂地;有人在随波逐流中做出了效益最大化的抉择。而当时光流转之后,他们不但被命运分裂,三个人也开始了又一次的自我分裂。

最终,孩子成为了最悲剧化的象征,犹如漂浮于这个世界中的、一颗无辜的原子,从山西的县城飘荡到上海,又飘荡到澳洲,在大洋的边缘囚禁与挣脱,在天空中展开一段绝望的忘年之恋。而那个与之亲昵的女人的身份也高度象征化,老师、母亲、情人、人种意义上的亲近者……两个被自己的世界放逐的人,在异乡中用肉身的焊接寻求精神上的切近,但最终注定更进一步疏远了彼此。他们想买票回到山西,但最终因为一次争吵无法成行,这不但是现实中的困境,也是精神上的隐喻。人,怎么可能真的回得到过去呢?某种程度上说,最后那段有关未来的呈现,已经残酷地告诉我们,曾经亲昵的人们被时光搅散了,他们不光隔着物理意义上的大洋,其实隔着精神上的次元。在空旷的屋子中包饺子的涛,在大洋岸边独自站立的儿子,二者哪还在同一个宇宙中呢?

人们总以为自己是被地域分隔,其实,当中国的变化速度超越常态的时候,我们所处的环境已经犹如离心机,早把我们甩进了不同的虫洞。最悲哀的是,我们总觉得彼此尚有重逢的可能。但永久分别的种子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当缠着丝巾的儿子从飞机上被空姐送下来的时候;当他在姥爷的棺椁前迟疑着无法下跪的时候;当他叫着妈咪的时候,就已经注定,妈妈和儿子永远失去了彼此。最终,这个黄皮肤的孩子忘记了母语,被种植在了澳洲,只留下一个叫做“美元”的名字,这个名字残留着中国转型期粗暴得毫不掩饰的野心,像一个伤疤,让孩子在哪个文化中都不得安放。

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部作品有着浓厚的悲伤基调,就像贾樟柯的大多数作品一样。他并非故意呈现一种戏剧化的悲伤,只是他所呈现的这个国度,本身有着挥之不去的悲剧涂层。

大多数中国观众无法接受那种高度还原生活本貌的电影,这源自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的回避。有太多忌惮和不满,于是他们想扭头不看,充耳不闻。他们无法接受银幕像镜子一样反射残酷的现实影像,而贾樟柯的作品有一种无声的逼迫感,逼迫着人们通过巨大的银幕,望向自己无处可逃的生活。这也是为什么贾樟柯的作品在当下中国,永远无法取得票房回报的原因。对于说出真相的人,有些人称颂其为英雄,而有些人则斥责他揭掉了自己虚妄的保护色。

更多的、从早期就爱上贾樟柯的影迷来说,他的吸引力在于某种程度上的抵抗,抵抗靓丽,抵抗修饰,抵抗昂扬。但是,贾樟柯其实一直没有把自己当做一个操持着摄影机的抵抗者,他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艺术家,只不过在客观上所喜爱的图像与这个大国崛起背景下,官方与主流话语乐于述说的腔调不太一样而已。他不是那种故意拍摄黑色事件以刺破中国的导演,更不是那种用鲜红色幕布遮挡中国的导演,也同样不是用粉红的艳丽涂抹中国让人遗忘现实的导演。他无限接近透明的灰。他一直在中国遍布着痰迹、尘土、机遇和小广告的地面上贴地飞行。

(本文发表于《海中洲》2016年第2期)